法院通过对这四类案件的裁判，分别贯彻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蕴含的维系和谐美满家庭、保持和谐邻里关系、尊敬赡养老人以及在买卖合同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因素。
在某些情况下，道德的要求远远高于法律，此时法院在审判时，不仅不需要，甚至不应该服从道德的要求，否则将对当事人构成超越法律的负担。当前的中国法理学界对于法律效力的定义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合法行为发生说、特定事实来源说和综合说。
道德汇总所蕴含的规范虽然可以被认为具有正确性，但是假若其并没有被纳入拟制正确的内容范畴，法院就不必然需要服从。面对正确性所能提供之资源的不足，权威性的概念有必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而在社会价值领域，权威性和正确性可能因为一种理论拟制而暂时一致，但是并非是正确性产生了权威性，而是绝对的权威性等同于正确性。该说认为应然法律效力的确定根据是立法程序的合理性和法律内容的合理性，[17]或者表述为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另外，特定事实来源说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看待法律效力，将单一化的特定事实的满足作为法律效力产生的原因，唯有该事实具备方可谈论法律效力，而对该事实不完善或不充足状态下的法律效力则不予考虑。
首先，正确性为何不能反映权威性？当我们说牛顿是物理学权威时主要是指他以理论精准地刻画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我们信服其知识和思想的正确性，此时不正是正确性导出了权威性？其次，权威性为何不能直接导致服从，而必须导致尊重？在官僚体系中，对于长官的权威不就是需要服从的吗？再次，服从和尊重真的不同吗？当我们在法院对待规则的态度中引入了尊重之后，我们可以将一切法院对规范的态度描述为尊重，服从也可以被视为最高程度的尊重。但若这种约束效果适用于法院，法院在通过判决表达对规则的尊重的同时，规则也就对相对人产生了约束力。只有这样的"宪法爱国主义"才能够具有"包容他者"的世界主义精神。
宪法所表达的是最低限度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因而"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在客观法脱离了道德基础的现代社会，这种法律无法适当地为主观提供可靠的保障。这种权利确保社会成员的私人自主，赋予所有人以平等的主观自由，但是这项权利只具有一般的形式意义，它并没有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因此，只有从法律上确认每个人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地位和身份，并给予他们以平等的法律保护，这种权利才能通过法律得到具体化，才能转译成法律代码，成为可识别的法律形式。由于卢梭的思路更接近共和主义对人权与人民主权的理解，因而在他的理论中，以宏观人民主体取代了具体的个人主体，以公笼统的公共自主取代了具有差异的私人自主。
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这显然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的时间。哈贝马斯的意思是说，权利不应从单个主体的视角而被赋予，也不应是由政府分配给个人，而是应由主体之间互惠地赋予，赋予的过程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进行民主协商和充分讨论，并就重要的权利要求和权利保护机制达成共识，最终由作为民主过程结晶的立法对公民的权利共识予以确认。
在这些权利中反映的是同时处于原初状态的公民的横向社会联系"。它们虽然区别于自然人，但其社会功能和角色定位在法律上颇类似自然人，也享有主观权利。康德强调人权具有道德的基础性地位，认为人权构成了对人民主权的约束。哈贝马斯突出强调这项权利的政治参与性质，即公民通过行使这种政治参与权实现自我立法。
他认为，具体的权利内容不应先行确定，也无法预先设定，因为如上所言，道德和国家立法都不能成为权利的合法基础。他认为，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需要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1）形成一种所有成员都能够分享的历史意识，即各个国家虽然发展不同步，但依然可以和平共处。关于权利与利益的联系，凯尔森说得更直截了当。由此主观权利并非是单个人的权利，而是主体之间在互动中所得到承认的权利。
如果说前三项权利旨在维护私人自主，那么，第四项权利就旨在从商谈论的视角连通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第一，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和主体间性出发论证了现代社会权利产生的真实源泉，把权利作为主体之间相互赋予的一种法律关系，从而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权利理论的局限。
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家来说，优先得到发展的是公民的主观权利，随后得到确认的是保障福利和生存基本条件的社会权利，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这样，他就把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大到生活世界，使之包括私人联合起来所组成的公共空间，由此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得以联结起来，主观权利也得以与客观法联结起来。
这不仅会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而且会导致对于基本人权的侵犯。权利一旦采取法律的形式，就变成了法律的一部分，但基本权利不同于一般法律的地位，它们具有法律原则和宪法性的地位，一般法律是对它们的具体化。哈贝马斯认为，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中和联合国的框架下，联合国在保护人权问题上达成一致毕竟困难重重，因而人道主义的干预毕竟有限。否则，在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多元的国家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认同就会发生冲突，甚至会走向分裂。当然，这其中也涉及理念的问题，例如即便在当今经济十分发达的美国，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仍然不是一种法定权利。自由主义为了严防"多数暴政"的危险，突出强调人权具有优先性，其地位高于人民主权。
但是，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全球性风险与日俱增，人权危机也频繁发生，因而"国家的外部主权，不管如何论证，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了"。这种传统也许与德国哲学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思维范式密切关联。
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的理论由于"更接近自由主义对政治的理解"， 因而在整合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时不可能采取主体间互动的参与者视角，无法把两者真正协调起来。"它是一种关系"和"关联性的一种表达"以及一种合作形式。
如果将立法权交给政治"利维坦"，自由或权利与法律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因为掌权者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下，实在法往往会成为自由的枷锁和权利的桎梏。最后，对于跨国的区域性人权和国际人权的发展而言，我们也无需等待具备所有理论上的必要条件和逻辑上的前提再采取实际的行动，而应首先从某个侧面确定基本人权的原则和价值，然后再诉诸商谈予以检验并通过沟通改进与发展它们。
借助于基本权利和宪法的价值共识，不同的伦理和生活方式就可以包容其中，并行不悖。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关于权利与法律关系的思路之所以在十分接近正确答案时却误入歧途，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关系置于公民主体的互动关系中，也没有能够把两者统一于民主立法的程序中，而是将它们置于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生硬的终极权威之下。一般说来，公民对于许多权利的享有和实现都无法超越经济发展的水平。中国《物权法》的颁布以及其他保护私权法律的发展可以看作这个方面的重大进展。
此外，他还强调欧盟宪法条约需要进行全民公决。哈贝马斯认为，从交往行为的商谈论出发，只能重构出一些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以在法治国中作为法律原则，成为民主立法和通过立法赋予权利的逻辑起点，同时对于民主过程提供一般的规范性架构。
显然，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自然权利"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不过是一种权利理论的海市蜃楼。哈贝马斯在重新阐释了主观权利的根基之后，开始探讨客观法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这类问题，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往往显得苍白无力，鞭长莫及，而传统的国际法也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同时，人民在进入公民社会之后，也无需保留任何"自然权利"，因为如果人民需要任何权利，都可以通过立法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意愿。
他认为，一个国家内部不民主并不构成进行外部干预的理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明显侵犯人权的事件，共和国和国际社会则可以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为此，哈贝马斯按照欧盟一体化的思路思考了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的问题。这两种法范式对于权利的理解都存在问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社会发展程度很低，基本的民生条件尚不具备，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它们强调发展权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也可以理解。
" 同时，民族国家虽然强调"民族"的特性，但它并非意指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而往往是由成分复杂的多种族和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 法律共同体的同伴，在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可以相互赋予基本的权利，然后把基本权利加以制度化，通过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宣布。
他明确指出，"意志行为或有意识的选择，它们之所以被考虑，只是在于它们是自由的，并考虑二人中一个人的行为，按一条普遍法则，能否与另一人的自由相协调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换言之，只有以商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立法程序，才能把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协调起来，避免两者的对立和冲突。
显然，康德看到了人际自由存有冲突，并认为解决这种冲突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采取个人反思的进路，为了享有自由而限制自己的自由，从而使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相协调。例如在美国，权利先于宪法和高于主权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其中最有特色是，《人权法案》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划定了立法机构不得触动的自由"领地"和权利"禁区"。
